面对当今互联网的迅猛发展，高度警惕西方国家在传播模式、传播平台、传播链条和话语渗透等方面给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工作带来的外部挑战，深刻认识我国网络内容、网络争论、网络水军、网络平台等方面存在的风险，通过战略、人才、技术、内容四个方面着手，打造网络意识形态现代化治理体系，提升我国网络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效果，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战略价值。
“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对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意识形态工作作出一系列决策部署，举旗定向、谋篇布局、攻坚克难，使意识形态领域一度被动的局面得到了根本扭转，有效维护了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治安全。21世纪以来，以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为特征的发展大势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同时亦给我国经济社会事业的发展特别是意识形态工作带来了风险和挑战。当前，随着互联网的兴起，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深刻改变，思想观念和诉求也日趋多样、多元、多变，意识形态的主战场已日益从传统的媒介向互联网转移，也倒逼我们不得不更加重视网络意识形态建设工作。
基于此，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我们必须科学认识网络传播规律，提高用网治网水平，使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变成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这为我们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推动网络意识形态建设工作指明了方向。因此，深刻认识“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给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工作带来的外部挑战和内部风险，不断提升网络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效果，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战略价值。
一、当前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外部挑战
西方国家一刻也没有放松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工作，这已成为普遍的共识，而他们加紧利用互联网这一新型技术工具进行意识形态输出也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长期以来，西方敌对势力以互联网为传播载体，并且把它作为“西化”、“分化”、“丑化”与“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工具，对社会主义国家发起舆论攻击，大肆宣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主张和观点，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民众尤其是中国的民众产生了较大影响，企图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稳定和经济发展。当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已借助互联网的特征，在传播模式、传播平台、传播链条和话语渗透等方面进行了网络意识形态认同机制的构建工作，给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工作带来了不小的挑战，对此我们要有客观理性的认识。
1.1 西方国家正致力于不断升级意识形态的传播模式
众所周知，传统时代的信息传播多是借助报纸杂志、电视广播等这种一对多、点对面的传统媒介，从而形成了单向也便于管控的意识形态传播模式。而今，互联网的发展“突破了时间和空间对信息传播的限制，突破了容量对信息传播的限制，更是突破了‘把门人’的限制。”基于此，近年美国政府致力于“公共外交”的“去中心化”，不断构建意识形态输出的多中心、多层次的联动模式，这种模式亦被很多国内学者称作“E外交”。“E外交”模式表面上支持网络自由，实际上是奉行内外双重标准。其一方面对外极力提倡超越国界的自由，网络互通有无；另一方面，如果这种自由一旦威胁到美国利益，就会被以威胁网络“安全”的名义遭到打击。“E外交”也俨然成为美国展现其国际形象，输出其价值观的新工具。例如希拉里履新后，美国国务院的网站就将“向国务卿提问”栏目改版为“给国务卿发短信”，广大网民可以更便捷地通过手机与政府联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上台亦是借助社交网络媒体来操纵舆论、引导民意，“推特”上支持特朗普的“水军推文”数倍于支持希拉里的就是有力证明。正式当选后，特朗普依旧没有消减运用社交网络媒体来向世界宣传美国的外交政策和政治价值观的热情。此外，在干扰他国内政，运用信息制裁等方面，“E外交”模式也经常会被其运用。
1.2 各个国家正竞相争夺意识形态的传播平台
当今世界，互联网作为继陆、海、空、太空之外的“第五空间”，已成为各个国家竞相争夺的新的意识形态传播平台和重要阵地。自2011年以来，美国广播管理委员会已将对华传播的重点放在了微博、播客等网络新媒体领域，“美国之音”亦专门制定了旨在推动新媒体和手机等方面的中国用户倍增的工作目标。更为惊人的是，美国政府已妄图通过资本入股、培育代言人等方式控制我国网络传播平台，这势必会给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带来严重威胁。更要看到的是，这种传播平台争夺的过程和手段往往也是残酷的，互联网也已成为了互相攻击、没有硝烟的战场，攻击形式复杂多样，攻击时空难以把握，甚至呈现出线上线下高度融合的特征，网络安全已逐渐与国家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紧密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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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当前网络意识形态工作存在的内部风险
近年来，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颇具成效。网络主流意识形态的公信力、传播力、影响力不断增强，正能量不断汇集，主旋律越唱越响，良好的网络舆论生态格局已经初步构建。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意识形态斗争并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内部风险亦值得我们高度关注，否则将成为我们的“心头之患”。
2.1 网络内容充斥着许多错误观点和思潮
长期以来，民族主义、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观点和思潮被某些别有用心之人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在网络散布开来，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存在着被边缘化、污名化的风险。以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为例，他们手段并不高明，理论也并不高深，其不是基于全面翔实地占有历史资料来阐述历史的内在联系和历史规律，而是胡乱拼凑、剪切历史片段和人物观点，颠倒黑白，牵强附会，注定经不起实践和历史的检验。他们“拿中国革命史、新中国历史来做文章，竭尽攻击、丑化、污蔑之能事，根本目的就是要搞乱人心，煽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以上种种事关党的执政合法性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事关人民的精神支柱和价值归宿，必须坚决抵制、敢于亮剑、善于斗争。
2.2 网络争论的形式日趋复杂多样
由于互联网具有开放、匿名、即时等特征，其渐渐成为亿万网民各式观点交锋的公共空间，成为那些为了吸引眼球而标新立异、故作高深的人的舞台，成为各种势力用于宣传自己政治观点和价值观的“跑马场”，小到过马路、警察办案、奶农倒奶，大到中央重大改革方案出台，都会成为网上争论的热点议题。从争论的方式和形式来看，既有基于理性的客观分析，也有简单粗暴的谩骂攻讦；既有故意混淆视听、颠倒黑白的别有用心，也有不明真相、人云亦云的随声附和；既有仅限于线上网络“口水战”的不断升级，也有发酵成网络“约架”的线下暴力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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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升我国网络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效果的对策
充分认识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外部挑战和内部风险，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是加强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应有之义。通过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论述，我们认为应当在战略、人才、技术、内容四个方面着手，打造网络意识形态现代化治理体系，从而提升我国网络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效果。
3.1 树立战略思维，加强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顶层设计
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关乎党的执政地位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顺应世界发展大势，解决当下面临的风险和挑战要求我们不得不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进行全面深化改革。网络意识形态建设同样如此，我们要改变以往的“救火式”、“打补丁式”的应对手段，而应当从战略层面对网络意识形态建设作出统筹设计，努力做到治本和治标相结合、渐进和突破相促进，推进网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要研究制定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国家战略，把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作为网络强国建设的重要内容有机融入到网络安全的宏观规划和重大政策之中；要明确相关网络管理部门职责，注重网络外交、网络宣传、网络监管等部门间的良性互动、协同配合，形成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强大合力；要设立网络安全战略研究和评估机构，对国内外意识形态发展现状和趋势进行系统化研判，为国家安全战略决策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持；要将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纳入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中，加强和完善网络法律法规建设，建立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
3.2 重视队伍建设，培育复合型的网络意识形态管理人才
网络信息的鱼龙混杂和网络文化的泥沙俱下，决定了新时代的网络意识形态管理人员必须是复合型的管理人才，光掌握基础的意识形态知识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具备强大的思想辨别力、理论创新力、话语支配力，如此才能牢牢掌握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培育思想辨别力，需要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高水平的辨识、分析能力，将渗透在新闻、文艺作品和各种网络言论中的错误思潮进行提炼，注重区分政治原则问题、学术观点问题和思想认识问题，从而做到有的放矢；培育理论创新力，需要我们从“四史”中汲取历史智慧和精华养分，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理论研究，坚决克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理论成果在网络上“失语”、“失踪”、“失声”的倾向；培育话语支配力，需要我们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重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哲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学等学科体系，敢于直面“洋八股”、“党八股”等问题，切实把握好正确政治方向、价值取向、舆论导向，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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