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疫情肆虐、经济放缓和增长乏力的大背景下，数字经济在促进农村产业提质增效方面展现强劲态势，是农村经济持续增长的新动力。中国数字乡村建设作为新时代解决“三农”问题的全新方案，是乡村振兴的必然举措，也是提炼中国乡村治理理论的试验田。研究显示，数字经济的“吸虹效益”赋能数字乡村建设在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化治理与数据价值化4个方面为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奠定了基础。然而，城乡数字鸿沟难破除、农业数字化转型难推进、乡村数字治理体系难形成的实践窘境，已成为阻碍数字乡村建设的主要因素。基于此，提出推动政策高效落实：构建顶层设计-基层执行-试点反馈的三维框架、夯实数字环境：升级基础设施“硬件”与信息服务“软件”、推进产业振兴：技术嵌入赋能数字农业与乡村新业态、促进治理有效：以多元协同治理模式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4条路径破解数字乡村建设壁垒，为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实现乡村全面振兴提供理论与实践探索。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等前沿技术的应用与普及，“互联网 ”与各领域的融合发展持续深化，新一代网络信息技术蓬勃发展，催生出了全新的数字经济。《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0）》显示，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已达35.8万亿元，占GDP比重超过36%，对GDP的贡献率达到67.7%。数字经济作为一种全新的经济社会发展形态，在培植新经济增长点、激活产业创新活力、助力传统行业数字化转型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已成为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然而，在数字经济与传统经济持续融合的过程中，各行业间的数字化发展逐渐呈现出显著差异。在我国的三大产业中，服务业的数字经济占行业比重最大，为35.9%，工业为18.3%，而在农业方面该数字仅为7.3%。这反映出我国当前的农业数字化水平较低，同时也表明中国的农业数字化发展前景广阔。数字经济展现出的强劲动力为我国农业农村的跨越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但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落后、专业数字人才紧缺、区域发展差距明显等现实障碍导致中国乡村地区数字化发展整体滞后，使得数字经济在农村地区的渗透与扩散频频受阻，数字技术释放的普惠效应难以惠及广大农民，城乡数字鸿沟存在进一步扩大的风险。对此，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18年在中央一号文件中首次提出了数字乡村战略，在针对乡村振兴建设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五大要求基础上，指出要进一步解放数字化生产力，加快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让乡村地区搭上数字经济顺风车，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新局面。这标志着数字乡村战略及数字乡村建设作为国家战略将被推广执行。2019年5月，《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发布并规划了数字乡村建设的4个阶段任务目标。目标一，2020年数字乡村建设取得初步发展，中国农村互联网普及率显著提升；目标二，2025年数字乡村取得重要进展，城乡数字鸿沟显著缩小；目标三，2035年数字乡村基本实现，农民数字化素养明显提升；目标四，至21世纪中叶，全面建成数字乡村，助力乡村全面振兴。2020年7月，中央网信办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工作的通知》，明确了开展数字乡村试点是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行动。2020年9月，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地区名单公布，数字乡村建设进入全面推进阶段。
当前，我国正处于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新起点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是全党全社会工作的重中之重。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新浪潮下，数字乡村战略是乡村振兴在数字时代的政策回应，也是中国乡村振兴的时代答卷；是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基于中国基本国情、农村发展特点以及数字经济发展环境，提出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方案的“三农”政策方针，是破解当前中国农村发展桎梏的中国药方。能否把握好数字技术带来的历史性机遇以建成数字乡村，关系到乡村的全面振兴，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全面建成，关系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顺利实现。立足于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以数字乡村助推乡村振兴，对于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加速中国由大到强的关键转变，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宏伟目标具有全局性和历史性意义。
二、文献回溯
伴随着现代数字技术在农业农村发展过程中的融合渗透以及数字乡村试点工作的深入推进，数字乡村作为一项关乎乡村振兴推进与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研究议题，逐渐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在对相关文献进行细致梳理后，笔者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对当前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分类论述。
在数字经济赋能视野下，农村数字经济作为数字乡村战略的核心内容，已成为驱动农业提质增效、城乡融合发展和农民消费升级的新动能，[1]促进数字经济与农业农村经济的融合发展能够优化要素合理配置、降低交易成本、创新金融服务模式、实现规模经济效应、有效缓解信息不对称等[2]。立基于北京市数字乡村建设实践，郭美荣等发现在数字乡村建设的不断推进下，北京市数字化基础设施、农业生产与经营、乡村治理以及乡村信息服务模式均得到明显改善。[3]辽宁省则通过落实政策保障、资金保障、环境保障以及人才保障，实现了数字乡村建设的从无到有。[4]基于地方实践或学术理论，学者们通过系统分析数字乡村的发展模式，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改进路径或对策建议。但学界当前的研究方要以定性分析为主，且多聚焦于单个地区的数字乡村建设现状，缺乏从整体性视域出发对数字乡村建设进行系统分析。
数字鸿沟是当前阶段我国数字乡村建设的突出症结，[5]具体表现为我国农村居民在信息生产、信息接入、信息支付以及信息使用4个维度上均处于劣势地位，[6]数字乡村建设伴随的信息投资、设备、消费与能力差距更是加剧了信息鸿沟的扩大再生[7]。在数字乡村的政策扩散过程中，有学者基于衢州市的案例剖析，指出政府面临着照搬外部经验，依赖外部主体，注重形式扩散等一系列困境挑战。[8]此外，政府数字化转型战略缺位，转型意愿不强，且人才、科技、技术呈现多重赤字，已成为制约中西部地区数字乡村建设的主要瓶颈，[9]其数字乡村建设不仅相对于全国平均水平存在整体性滞后，乡村地区本身相对于城市更是存在严峻的区域性滞后[10]。基础设施建设薄弱、信息化人才缺乏、村民数字素养不足等，已成为当前学界在数字乡村实践障碍方面形成的普遍共识。
针对数字乡村建设的实践困境，学者们从产业、治理、文化、生态等多重角度给出了建设性方案。治理方面，沈费伟等从行为动机、制度支持、资源供给、公共参与和监督机制5个维度阐明数字乡村的实践逻辑，并提出理念转变、结构优化、动力转换与治理创新4项优化策略。[11]农业数字化转型方面，夏显力等在分析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现状的基础上，结合发达国家数字技术助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经验，构建出市场需求与数字技术共同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分析框架。[12]整体上，通过“顶层设计-试点探索-全面推广”的基本路径[13]，遵循分类指导、重点突破、试点推进、统筹兼顾的基本原则，[14]当前学界已基本构建起数字乡村建设的整体轮廓。
综上所述，目前的研究仍局限于相关实践案例或数字乡村建设的各个细分领域，在数字经济语境下从整体性视角对数字乡村建设展开的研究凤毛麟角。数字乡村作为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涉及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与农民全面发展各个面向，是信息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顶层战略。将数字乡村建设作为一个系统性整体来把握更为符合数字经济背景下的乡村振兴规律。基于此，本文尝试从数字乡村建设的现实基础与实践困境的双重视角，对我国数字乡村建设现状和发展的困境进行深入剖析，并提出数字经济背景下数字乡村建设的突破路径，希冀为我国数字乡村战略的优势扩散及乡村振兴的目标实现提供有益借鉴。
三、当前数字乡村建设的现实基础与实践困境
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及过渡阶段，随着数字乡村建设顶层设计与政策体系的持续完善，各级地方政府及部门积极谋划布局并出台相关发展规划与指导意见，扎实推动数字乡村建设。从整体上看，当前全国的数字乡村建设已经取得一定的阶段性成绩，但同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实践障碍。从马克思唯物主义辩证法角度切入，对待数字乡村的建设问题需要一分为二地来分析，既要看到数字经济在数字乡村建设中展现出的技术正外部性作用，同时也不能忽视数字技术在乡村具体情境中的实践障碍。
（一）数字乡村建设的现实基础：数字经济的“虹吸效益”赋能数字乡村建设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0年）》首次将数字经济框架由“三化”扩展为“四化”，即在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化治理和数据价值化（后扩展部分）。数字经济以“四化”为路径为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其强大的技术正外部性作用也为数字乡村建设注入了源源不断的转型动力。
1.数字产业化是数字乡村建设的技术支撑
数字产业化是指在数据资源成为生产要素的基础上，通过对先进数字技术进行市场化应用，将数字技术的创新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增长的现实动力，从而形成完整数字产业链的过程。[15]数字产业化具体可分为电子信息制造业、信息通信业、软件服务业与互联网相关产业。[16]电子信息制造业主要指电子信息相关的硬件设备制造、系统集成、软件开发等工作，在农业生产方面应用广泛，如在设施农业、大田生产、精准养殖等智慧农业领域，利用传感技术对湿度、温度、光照等环境因子进行实时调用，实现远程精准化控制。信息通信业在乡村基础电信的建设上表现亮眼。截至2020年6月，全国贫困村通光纤比例、深度贫困村通宽带比例均达到98%，显著改善了贫困地区农民的生产生活。此外，随着移动互联网在农村的不断普及，众多适应农业农村发展特点的移动互联网应用（App）软件层出不穷。各类益农软件服务通过提供丰富的农业生产辅助功能和与农民生活相关的资讯信息，对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农民生活的改善以及乡村文化的发展等方面都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以物联网、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互联网高新技术产业也在农业数字化升级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如各类农业机器人、农业智能车等被广泛应用在农产品的精准采摘、精准嫁接与精准施药过程中。互联网相关产业以科技前沿技术为引领，有效促进农业生产的标准化、专业化、集约化以及规模化，通过降低人力成本投入，增加农户经济效益，调整农村经济结构，实现农业提质增效，推动数字乡村建设稳步前进。
2.产业数字化是数字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动力源泉
数字经济不是数字的经济，而是需要以实体经济为落脚点，来为各产业发展提供关键的技术支撑，创建全新的发展模式，从而实现数字经济的自身价值。在数字乡村建设中，数字经济与农业传统经济的融合催生出了以精准农业、智慧农业为代表的数字农业新形态。相对于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以精准农业为代表的数字农业在生产效率、成本控制以及环境保护等方面都具有显著的竞争优势。此外，随着数字技术在农业各领域的深度渗透与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的持续推进，不断涌现的以休闲农业、乡村旅游、农村电商为代表的农村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成为农村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在国家政策的积极引导与互联网普及率稳步提升的双重作用下，电商渠道加速下沉，头部电商企业纷纷聚焦县域农村地区，催生了农村电商的蓬勃发展。电子商务通过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提高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率，有助于拉动农民收入增长，推动我国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乡村旅游作为农村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的有机结合，在数字经济的发展背景下展现出新的特征，从传统农家乐到农业、旅游业相结合的新型休闲农业，从乡村度假村到集循环农业、创意农业、农事体验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乡村旅游通过加快人力、资本、信息与技术等要素的深度融合，发挥空间集聚效应与产业辐射效应，培育乡村经济发展新动能，[17]在乡村振兴战略与数字乡村战略的推进中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数字经济与特色农业的融合发展还催生出创意农业、体验农业、精品民宿等新产业新业态，农村的产业数字化道路正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3.数字化治理是数字乡村治理体系转变的应然方向
数字化治理既是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构建现代乡村数字治理体系的必然要求。传统的乡村监管治理方式在当前已无法适应与满足新型数字经济的发展模式，乡村治理体系亟待重塑与变革。数字技术的介入打破了传统乡村治理的一元性，推动乡村由权威治理走向技术治理，进而构建出基于乡村多元主体的整体性治理模式。[18]乡村数字治理作为数字化治理在乡村的扩展和应用，在治理过程中主要表现为政务数据的开放性、多元主体的协同性以及治理决策的有效性。首先，通过构建城乡政务数据统一平台，能够突破政务数据以往自上而下的封闭性垂直传导路径，消解横向部门间的数据壁垒，打通基层政府与民众沟通的有效渠道，形成公开、透明、开放、共享的政务数据流通网络，进而实现政务数据在多元主体间的开放与共享。其次，随着智能设备在农村的普及率不断提高，“互联网 政务服务”向农村地区不断延伸，各地乡村在网上政务服务平台的构建上进行了诸多实践与探索，显著拓宽了社会组织、企业以及广大农村居民参与乡村治理的渠道，进一步促进了多元主体参与的乡村协同治理格局的形成。最后，数字化治理带来的乡村治理体系变革，能够有效弥补传统经验治理模式下的治理缺陷，规避突发事件导致的政府治理失效情况。利用政务数据平台及时采集、反馈环境信息，发挥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决策优势，做到准确研判核心治理矛盾，精准洞悉农民真实诉求，从而提高政府治理决策的有效性，实现乡村的精准治理与高效治理。（文/冯朝睿 徐宏宇）
4.数据价值化是数字乡村大数据赋能的价值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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