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健全就业促进机制，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强调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健全有利于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的促进机制，扩大就业容量，提升就业质量，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提升就业的“质”和“量”，已经成为我国，乃至世界面临的重大问题，对于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生活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具有重大意义。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的出现，对于人类社会乃至人类作为一个生物族群带来的忧虑，是全方位的。斯蒂芬·霍金、比尔·盖茨和埃隆·马斯克等名人在过去十年间的不同场合不约而同地指出：人类由于其缓慢的生物进化系统，无法与人工智能竞争，可能导致最终被替代（humans, limited by slow biological evolution, couldn’t compete and would be superseded by A.I.）。1近期ChatGPT技术的出现，加剧了对于这种“替代论”的热烈讨论以及悲观情绪。传统的机器去人可能还只是替换体力劳动，人工智能时代层出不穷的新技术则不仅会替换体力劳动，也可能淘汰和替换人类的脑力劳动，继而对人类劳动力的质量、数量和结构产生彻底的颠覆，形成更为绝对的、长期的和无法恢复的失业状态。同时，由于对于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关系的彻底转型，技术与资本等作用的叠加，使我们需要冷静反思人工智能对人类劳动力可能带来的危机及社会规制对其的应对。
为了系统地思考劳动力的问题，我们基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劳动力价值的观点进行讨论[19]，探讨人工智能技术对劳动力提出的挑战。劳动力的价值总和由三个方面构成：正常生活状况下维持自身生存所需的生活资料、繁育后代所需的生活资料以及提升劳动素养和技能所需的支出。当劳动者所付出的劳动能够收到大于以上这三项要素的价值回报时，可以维持个体劳动力的再生产，由此保证了整体劳动力的“质”。在此基础上，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有足够数量的劳动力满足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从年龄、性别、知识技能、从事行业等方面保证有足够数量的劳动力投入到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这就构成了劳动力的“量”。劳动力的“质”和“量”都得到保证，就实现了整体劳动力的可持续发展，满足不断发展的社会生产需求。
为了实现以人为核心的发展，人民群众首先关心的是“饭碗”问题。在人工智能时代的新技术冲击之下，能否保持整体劳动力可持续（说的简单一点，就是“保住饭碗”），无论是对体力劳动者还是脑力劳动者都非常关注。不论是新出现的ChatGPT技术，还是可能日新月异的其他技术，都需要引起我们更深层次的思考，从劳动力价值的角度进行冷静的分析。
在人工智能时代，新技术对劳动力的“质”和“量”都可能产生颠覆性的影响。比如，ChatGPT底层是海量数据库，通过人工智能算法迅速完成信息抓取与集成，使用者获取内容不受限，其庞大的算力使得快速获取大量知识成为可能，具备了替代基础的数据收集和分析等劳动岗位的机器能力2。因此，从个体看，首先在面临就业替代和失业威胁的情况下，工作岗位的取代、时长的降低、收入的减少都将影响到维持正常生活状况下自身生存所需的生活资料，威胁到劳动者的生理和心理健康，磨灭了部分劳动者通过工作实现自尊和自我实现的路径。在低技能岗位可替代性强、就业保障缺失的情况下，可能产生劳动收益的逐底竞争，甚至是资本和技术对劳动岗位的不合理控制，乃至对劳动者的剥削,以赚取更高的利润，形成对劳动力生存威胁的“恶性循环”。其次，由于上述原因导致个体劳动力的工作和生活压力显著增大，对于下一代教育的投入成本、专业的选择成本和培养的综合成本大大增加，引起了繁育后代所需的生活资料的急剧上升3。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劳动力市场的波动引起的同辈竞争，引发的“鸡娃”等现象，已经成为我国推广人口政策的严重阻碍。再次，由于新技术的更迭频率大大提高，更迭幅度高出天际，提升劳动素养和技能所需的支出更将显著增加。当代的年轻人除了“996”，“5+2”，“白加黑”的工作状态，还出现了“考证热”、“考研热”、“考公热”等趋势，这些都反映了由于焦虑岗位替代而引起的心理和生理压力。
从劳动力的“量”上分析，以ChatGPT为代表的新一代技术的普及应用对劳动者的学历、素质与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大批以科学技术为指导、掌握算法理论和智能技术的现代产业技术人才作为经济社会和产业发展的智力支撑。在劳动力中占据很大数量的中低技能劳动者将面临转向非机械性体力劳动的岗位，比如外卖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等（随着无人机投递、自动驾驶技术成熟，这些岗位可能也不复存在），造成劳动力数量需求的萎缩以及供需之间巨大的结构性鸿沟。同时，新技术冲击下的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的结构变化对教育产生的深刻影响：建立在传授“是什么”基础上的教育已经很难满足培训新型劳动力的需求，需要追求高阶的“怎么做”，乃至探求“为什么”的探讨，强调高度复杂性、人性化、非线性的思考和行为方式，大大增加了对“教”与“学”的要求，既需要“教得对”，也需要“学得好”，全面重构教育的基础理念、教学方式、效果评估和延展学习。
当然，我们也不能过度悲观，以ChatGPT为代表的新一代技术也可能为劳动力的提质增量带来一定程度的正面影响。比如，新技术能辅助劳动者完成部分机械性工作，从技术上保障了拥有闲暇的可能，劳动者也能由更好的机会地专注于自身创新能力的培养。新技术在替代岗位的同时也伴随着一定的岗位开发，比如AI训练员，但新创造的岗位在数量上可能无法与被替代的岗位等同。
无论如何，未来已来，虽然ChatGPT技术刚刚萌芽，对劳动力的可持续性带来的影响还未彻底显现4，我们需要未雨绸缪（或者是直面惨淡的现实），从劳动力可持续的角度，探讨公共治理以及社会规制需要做出的及时调整和合理保障。首先是强化政府宏观调控作用，积极展开摸底排查和失业兜底，消除社会忧虑，畅通民众通过劳动实现生理和心理满足的路径，保障劳动者身心健康，以实现劳动力价值的再生产。第二是建立网络舆情监测系统，及时对大众进行心理干预，避免劳动者在对ChatGPT等新技术带来冲击的恐慌中丧志劳动积极性。第三是展开隐私保护专项治理，严查劳动者在ChatGPT应用过程中的数据侵害，避免劳动者原有劳动价值受损。第四是针对ChatGPT技术在转化为实际生产力的关键，推动“共有、共建、共享”理念在技术应用上的覆盖，避免因资本逐利导致技术红利被少数群体侵占。第五是建立与ChatGPT技术发展相适应的就业培训体系，提高劳动素养培训的灵活性与开放性，重点聚焦劳动者的创造性能力培养，建立适应智能化、数字化发展的技能劳动力的培训体系。第六是对数字技术精英乃至对智能机器人采取征税等再分配手段，平衡收入差距、消除生活保障威胁。第七是依托实体经济的发展，抵御可能出现的劳动力市场波动。ChatGPT等新技术只有嵌入实体经济，才能形成现实需求和劳动力的替代。相关部门可以着力于为劳动者开发技术研发、设备保全、咨询服务、后勤保障等多层次劳动岗位并进行更新技能的培训，从“质”和“量”上开辟劳动力可持续发展的路径。
总之，我们在期待人工智能增进民众福祉和社会进步的同时，既不要盲目乐观，也不能过度悲观，应该做出客观和合理的思考，设计科学有效的政策应对，从以人为本的角度维护劳动力可持续，促进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