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写作（人工智能写作）对文学产生的影响

　　人工智能对文学写作的介入使文学在发生语境、生产主体、文本样态、存在价值等方面发生了新变。人工智能在文学写作和文学批评领域的不断拓展和延伸，预示着新的文学语境的生成；人工智能写作使文学生产主体实现由 “人”到“机器”的置换，在置换过程中“人”与“非人 ”之间的界限变得暧昧而模糊，文学成为“人”与“机器”的混合体；文学主体的置换使智能写作机器具有生产主体和生产工具的双重属性，并由此产生“再生性”文本，文学由“美的艺术”转向“计算技术”。这种崇尚“技术”的写作方式在改变文学精英属性的同时，也使文学走向“非经典”的窠臼。

　　从普遍意义上而言，人的智能是指人类为了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利用知识和情感去发现世界、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1]。这种能力一方面与人获取知识、理解知识、运用知识、创作知识的“知识智能”相关，另一方面与人的理解力、想象力、感悟力、审美力等“情感智能”相联系，二者相互缠绕、相互支撑，共同构成完整的“人的智能”体系。而“人工智能”是利用计算机模拟人的“知识智能”和“情感智能”行为的统称，“是怎样表示知识以及怎样获得知识并使用知识的学科”[2]，“是研究如何使计算机去做过去只有人才能做的智能的工作”[3]，涉及哲学、心理学、统计学、认知学、信息学、生物学等多门学科。

　　而文学作为人的“知识智能”和“情感智能”的审美综合体，自然成为人工智能关注的对象。人工智能参与文学生产、文学流通、文学消费、文学接受等多个环节，已在文学数据整理、文学文献分析、文学写作、文学批评等多个层面发出自己的“声音”。人工智能对文学的介入使文学呈现出观念更新、内涵扩容、边界延伸、学科整合等诸多变化，由此引发文学新变。本文试图将人工智能写作放置在中国文学发展的整体链条上加以审视，从文学语境变迁、文学生产变革、新的文本样态、文学叙述经验转向、文学价值重构、文学发展趋向等方面阐释人工智能写作引发的文学新变。在具体阐释过程中提出和解决了一些关于人工智能写作的基础性学理问题：例如，人工智能写作仅仅是一种新的文学写作方法，还是一种本体性存在；如果作为一种本体性存在，人工智能写作呈现出哪些新的审美特性；这些新的审美特性在哪些方面对传统文学产生冲击，又提供了哪些审美增值；这些冲击、裂变和增值给传统文学提供了哪些机遇和挑战；面对这些机遇和挑战，如何调整文学批评的精英主义思维定式，构建更具现实解释力的文学理论框架；在新的理论框架内如何构建人工智能写作的价值意义和发展向度，如何厘清关于人工智能写作存在的警惕、质疑、焦虑和论争；同时，将人工智能写作放置在文学本体论范畴内解析，采用回到“文学本身”和“文学本质”的追问模式，将关注点聚焦在“文学是什么”“文学写什么”“文学怎么写”“文学如何存在”“文学为何存在”等隐性问题，以此回答人工智能写作的价值本体、存在形态和意义生成等“元问题”。

一、 “人工智能+”与新的文学语境

　　自1955年美国西部计算机联合大会（Western Joint Computer Conference）至今，人工智能历经多次技术升级，随着大数据、类人脑芯片、GPU并行运算、云计算、深度学习等相关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人工智能进入第三次发展高峰期，并不断拓展介入领域和应用范畴，“新一代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力量，将重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经济活动各环节，催生新技术、新产品、新产业，引发经济结构重大变革”[4]。同时，在政策层面上，一系列相关政策的出台使人工智能的快速掘进和扩张获得 “合法性”，以致成为中国新时代的核心命题之一。政策的支撑以及人工智能核心技术的更新激起了商业资本的热情。在这种综合力量推动下，“人工智能 +”已经成为引领当下社会发展的中心命题和核心动力，形成环境化、社会化和制度化态势，“区别于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5]。

　　在这种全新历史语境下，“人工智能+”成为文学写作和文学研究领域的新热点和新事物，并“造就了现代艺术的发展语境”[6]。文学写作经过口头说唱时代—文字印刷时代—互联网时代—数字媒介时代的演进而正式跨入人工智能时代，并相应衍生出 “人工智能写作”这种全新的文学写作方式和“人工智能文学”这种全新的文本类型，为文学的新发展提供了可能性。“技术性能本身被带入社会语境后，就有可能参与社会建构，这样，技术应用的可能就不仅仅限于国家权力的政治需求和商业公司的市场扩张，不同形式的社会力量组合亦可能把技术作为探讨社会问题的一种方式。”[7]

　　实际上，人工智能对文学写作的介入以及产生完整的文学文本起始于20世纪60年代，经过多年的实践发展已经形成了清晰的路线和图谱。1962年，美国精密仪器工程师沃西研制出智能诗歌软件“Auto-beatnik”，创作了《玫瑰》《孩子们》《姑娘》《风筝》《牛排》等诗歌，公开发表在《地平线》杂志上[8]；1984年，上海中学生梁建章以《唐诗三百首》《千家新诗注》为数据蓝本开发出智能写作格律诗软件，输入相应的诗题、格律和韵脚，在30秒内即可创作出一首五言格律，并获得第一届 “全国中学生计算机程序设计大赛金奖”[9]；1994年，张小红开发出智能写作软件“GS文章自动生成系统”，并把相关作品结集为《心诉无语——计算机诗歌》和《中国机器诗》，其中《中国机器诗》以电子书籍的方式出版，获得国家版权局计算机软件著作权，这是世界上首部中文智能机器诗歌作品集，在当时引起较大争议[10]；1995年，纽约大学的华莱士（Ｒ.Ichard S. Wallace）联合全球自由软件成员研制的软件“艾丽斯”（Alice）通过人机对话的方式创作小说，并三次夺得“勒布纳大赛”铜奖。1998年，美国伦斯勒理工学院的布伦斯乔德等人开发的一款智能写作小说软件“布鲁特斯”（Brutus）具备了基本的“叙述”和“组织故事”的能力，通过将小说主题转换成相应的数学算法，能够模仿人类的文体风格，在15秒内创作一部短篇小说，并创作了以大学为故事背景的小说《背叛》[11]，小说完成以后，人们将其与三篇由美国作家创作的作品混杂在一起供读者分辨，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读者能够准确分辨出《背叛》是人工智能的产物；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也对此进行测试，请职业作家对《背叛》和另外一篇美国作家作品进行分辨，同样出现错误结论。2001年，林鸿程（稻香老农）开发古典诗歌智能写作软件“电脑作诗机 ”，可以进行电脑智能作诗（填词）、电脑辅助作诗（填词）和电脑诗词游戏，创作一首七言格律仅需几秒钟的时间，至2015年被使用超过1亿次，创作古典诗词76000多首；2006年，科幻作家刘慈欣研制的智能写作软件“计算机诗人”以每秒钟 200行的速率进行诗歌写作。2016年，纽约大学的奥斯卡·夏普（Oscar Sharp）和罗斯·古德温（Ross Goodwin）开发的智能写作机器“本杰明”（Benjamin）在阅读了上千部科幻电影作品之后，创作了电影剧本Sun Spring，并参加了伦敦科幻电影节（Sci-Fi London）48小时挑战单元；同年，日本名古屋大学佐藤·松崎研究室研发的机器人“有岭雷太”通过对一千多部小说的学习，创作了《机器人小说的那一天》《我的工作》，并参加了日本“星新一微型小说文学奖”的角逐，其中《电脑写小说的一天》通过了初论评审。东京大学副教授鸟海不二夫团队研发的 “人狼智能”通过对网络游戏故事的改编，创作了《你是AI吗？》《TYPE-S》，参与了 “星新一文学奖”的竞争[12]；2017年麻省理工学院研究团队开发的深度学习（Deep Learning）算法程序 Mary Shelley重写了英国作家玛丽·雪莱于1818年创作的长篇小说《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并以相同的名字命名；美国小说家罗斯·古德温（Ross Goodwin）效仿作家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横越美国到达墨西哥城的行为，进行了一次美国公路之旅，并利用 AI技术创作了小说 The Road；美国波特尼科工作室使用人工智能机器人创作了小说《哈利·波特与看起来像一大坨灰烬的肖像》（Harry Potter and the Portrait of What Looked Like a Large Pile of Ash）。

　　引起国内学界更广泛关注的是，2014年微软（亚洲）互联网工程院推出智能机器人“微软小冰”。从2016年开始，小冰使用27个网名在豆瓣、天涯、百度贴吧等互联网平台以及传统平面纸媒上发表诗歌。2017年5月小冰出版诗集《阳光失了玻璃窗》，诗集中的 139首诗歌是小冰在100个小时内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对519位中国现代诗人诗歌的数据进行计算和分析后完成的。诗集出版在诗歌领域，引起了轰动效应和巨大争议[13]，并入选“2017年中国十大00后诗人”[14]。同时，小冰在《华西都市报》“宽窄巷”开设专栏“小冰的诗”，并发表《全世界就在那里》（外二首）[15]，这是人工智能机器首次在纸媒上开设专栏。2018年，陈楸帆在《小说界》发表短篇小说《出神状态》，其中部分内容即是由人工智能机器完成的[16]。

　　除了文学写作，人工智能也介入了文学批评领域，在文学数据分析、文学文献整理、文学量化标准确立、文学发展走向预测、文学阅读心理态势、文学类型审美要素分析、文学排行等诸多方面产生重要影响。2018年浙数文化东方星空数娱联合谷臻故事工场、爱阅读科技研发的人工智能软件“一叶·故事荟”，通过对《收获》《当代》《花城》《上海文学》《江南》《西湖》等文学期刊，以及花城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台湾联经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中作华文出版社等出版社出版的文学作品进行数据整理、分析和提炼，构建了一个庞大的中国当代文学数字库——华语故事库。这一数字库能够在主题提取、情节分析、人物设定、故事梗概、审美风格、文学走势等方面为作家提供创作资源和经验，为读者提供针对性阅读。例如，一叶·故事荟针对1979—2018年间《收获》杂志刊发的1618篇长、中、短篇小说，以地理位置、作者年龄籍贯、审美风格、文本改编、文本类型、主题词为切入点，清晰勾画出《收获》杂志40年期间的演变历程，并得出结论：《收获》杂志走出了一条“本土化—城市化—国际化”[17]的发展路线；作者以上海、江苏籍为主，平均年龄为 40.9岁；作品以现实主义题材为主，能够触摸到中国社会的时代脉搏；在作品情感指向上，积极乐观为绝大部分作品的主要情感基调；在小说影视改编上，共有 “W、M、N、倒N、V、倒V”[18]六种类型，其中 N型为主流，W型最受欢迎；在小说主题上，人与国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表述成为普遍性主题。人工智能除了参与基础的文学数据分析和整理之外，还参与到文学排行榜中。2019年1月21日，人工智能软件“谷臻小简”在学习了中外几千部经典文学剧本以及上万部纯文学文本的基础上，从2018年20本文学杂志上发表的771部短篇小说中筛选出60部作品，形成了中国第一份完全由人工智能完成的短篇小说排行榜。笔者把此份榜单与传统意义上由作家、批评家等专业人士选出的2018年各类短篇小说排行榜[19]进行比较，发现相互重合的小说为莫言的《等待摩西》、阎连科的《道长》、张楚的《中年妇女恋爱史》、双雪涛的《女儿》。这证明虽然人工智能在文本语言鉴赏、情感理解、伦理认同、价值构建等关涉到文学精神要素提取的方面仍然与专业批评家存在差距，但在人物分析、主题设置、叙述节奏把控、情节分析、故事走向预测等方面已经具备较为成熟的能力。这份榜单的意义不仅在于让人们发现“艺术中蕴含的数学原理”[20]，更在于它印证了人工智能时代未来文学可能出现的裂变图景。从此文学不再是作家、批评家或者说不再是人的专属领地，文学空间又挤进了一位具有超级计算能力、也可能拥有独立意识的“巨人 ”。这位“不速之客”携带的新奇事物与人们对这种新奇事物的好奇之间形成了一种悖论，在允许人们表达他们的欣喜、焦虑和茫然的同时，也强制性地让人们“开始直视技术所带来的文学转型” [21]。或者说，众多的人工智能写作机器及其文学实践和实绩一方面显现出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文学写作新技术、新媒介、新载体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标志着新的文学语境和新的文学节点的形成，文学将面临一次全方位的新变。但这也正是人工智能写作的魅力，它始终在理解和表述时代的过程中被时代阐释。

二、人工智能写作与文学生产主体的转变

　　由于人工智能应用的疾速推进而形成的新的文学语境，以及密集出现的人工智能写作文本似乎在提醒我们：文学并非是仅仅依靠独特的审美规律在自我营造的封闭空间中随意漂浮的美的存在物；文学写作也并非是仅仅依靠人的感知力、想象力和创作力才能完成的神秘事件；文学始终无法摆脱具体历史语境、文化形态、社会环境等诸多外部条件对它的影响；文学与市场、文学与传媒、文学与经济、文学与产业、文学与技术等一系列话题的出现已经宣告文学在某种意义上从“创造”转向“生产”的命运，文学在强化自律性的同时更无法忽视“他律”的影响。从“创作”到“生产”、“自律”到“他律”的变化必然引导我们将审视人工智能写作的视角转向文学生产和文学外部，关注和分析文学生产要素转变对文学的影响。具体而言，人工智能对文学写作的介入使文学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环节产生了非常明显的转变，“文学的生产、传播和接受的方式一改旧貌 ,发生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22]；文学生产主体、文学生产资料、文学生产工具、文学生产技术、文学生产产品等文学生产要素发生了转变。

　　而所有生产要素转变的起点和原点是文学生产主体的转变，因为在人工智能时代关于主体性的认知和“一些基本假定发生了意义重大的转变”[23]。在传统意义上，文学生产主体是历史和现实生活中的人，人是文学生产的中心。这种认知逻辑强调两个方面：一方面，强调人的实践主体性，把人放置在具体文学生产过程中，强调人的主体实践在文学生产结构中的位置，凸显人的主体能动性在文学生产中的重要作用。“文学活动不能仅仅把人（包括作家、描写对象和读者）看做客体，而更要尊重人的主体价值 ,发挥人的主体力量 ,在文学活动的各个环节中恢复人的主体地位 ,以人为中心目的。”[24]另一方面，强调人的精神主体性。文学生产是外在客观世界与人的内在精神世界之间相互契合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人实现了从“本我”到“自我”再到“超我”的跨越。这种主体精神的演化使人进入一种存在的自由状态，但这种自由状态是以人的道德感、使命感和责任感为终极指向的。“人就是创造的最后目的。因为没有人 ,一连串的一个从属一个的目的就没有其完全的根据 ,而只有在人里面，只有在作为道德律所适用的个体存在者这个人里面，我们才碰见关于目的的无条件立法，所以唯有这种无条件的立法行为是使人有资格来做整个自然在目的论上所从属的最后目的。”[25]这种认知逻辑无论是在“口传文学”“书面印刷文学”“网络文学”还是“数字媒介文学”中从未发生根本改变，对文学生产的属人性、文学是 “人学”、文学是 “人的文学”这一基本认知体系和范畴虽然产生过异议和争论，但从未出现足以推翻这一认知并达成共识的理论和结论。

　　人工智能写作却对现有文学生产主体的属人性提出了挑战。人工智能写作技术的不断更新和升级使文学生产不再依赖作家的智识。它更多地借助算法、统计、深度学习、神经网络、数据挖掘等科技，以及网络、数字媒体等新型传媒构建自己的文学领地。在人工智能写作中生产主体由 “人”置换为“机器”，人则可能沦为智能机器的配件和附属物，丧失自主性和独立性，人不得不跟随智能机器的脚步前行。如果说在创建智能写作机器，输入相关数据、指令过程中人仍然具有独立的主体性，那么在智能机器进行独立运算之后，人将失去对文学写作过程和结果的控制，从形象塑造、语言运用到情节设置、意象生成再到结构构建、意识和精神呈现等一系列写作环节都不再需要人的参与，人成为写作的欣赏者和旁观者。传统意义上，人在写作中的社会实践主体性和精神主体性都被淹没在智能写作机器的狂飙突进中。更为重要的是，智能写作机器不仅批量生产文学作品，也将这种逻辑思维和写作方式传染给人，使人沉浸在“写作游戏”的快感和成就中，丧失对于写作的反思，成为自己的“类成员”。而技术成为了改变人的存在方式的力量， “人类在世界存在系统中失去了地位，人类不再重要，历史将失去意义，人类文明将成为遗迹，未来也不属于人类，人类文明数千年的创世纪将被终结而开始人工智能的 ‘创世纪’”[26]。

　　虽然从法律意义和社会身份上而言，智能写作机器仍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肉身化的“作者”和“公民”，但智能写作机器具有“拟人性”“类智性”的特征，能够模仿人的情感、意识和思维。尽管人的思维方式和情感表述方式与智能机器在结构和机制上完全不同，但人工智能科学认为 “人心不过是一种计算机程序” [27]。通过把人的思维功能和情感状态转化为相应的数字符号，以及对数字符号进行计算和处理，在抽象层次上模拟人的思考，“通过用形式规则操作符号来生成智能” [28]，解决了智能机器—身心关系—主体存在之间的形而上学问题。同时，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智能写作机器不再只是一种数学符号和计算规则的科学建构，而是具有欲望、无意识、非理性和语言生产能力的“主体”，通过神经元网络技术对人的感觉信息进行统计学处理，能够深度模仿人的感觉和意识形成的连续性过程，从而使智能写作机器具有类似人的情感能力，“恰当编程的计算机其实就是一个心灵”[29]。例如，微软小冰从2014年发布至今已经从简单的人机对话工具发展为以情感计算为核心的类人化的人工智能框架。小冰出版的诗集《阳光失了玻璃窗》是运用“层次递归神经元模型”[30]，通过对徐志摩、胡适、戴望舒等诗人的诗歌语言进行学习后而完成的；而这种语言学习不仅仅是对诗歌词汇、韵律、节奏等写作规则的学习，更是对诗歌语言所蕴含的人的情感的学习和模仿。再如，由美国伦塞勒工学院的塞尔默·布林斯乔德研发的机器人布鲁特斯（Brutus）所写的小说《背叛》开篇写道：

　　戴夫·斯特赖维尔喜爱这所大学。他喜爱校园里爬满常春藤的教学楼，那古色古香而坚固的砖块，还有那洒满阳光的碧绿草坪和热情的年轻人。使他感到欣慰的还有这样一件事，即大学里完全没有商场上那些冷酷无情的考验。但事实恰恰并非如此：做学问也要通过考试，而且有的考试与市场上的考验一样不留情面。最好的例子就是论文答辩：为了取得博士学位，为了成为博士，博士生必须通过论文的口试。爱德华·哈特教授就喜欢主持这样的答辩考试。[31]

　　排除语言因素，我们能够从这段文字中感受到“他”的新奇、欣慰、愉悦、紧张、焦虑、得意等多种情绪状态和主体情感动态。虽然小说的人物形象塑造显得较为粗糙，情节转换略显生硬，叙事背景模糊不清，故事逻辑也有些混乱，但小说为我们重新认识文学、重新思考文学的主体性提供了一个范例、路径和一种可能性。布鲁特斯在小说中呈现出来的情感、意识和思维印证了人工智能学习和模拟人的智识的现实可操作性，以及改变文学主体的属人性的现实存在性，正如黄德海所言：“如果机器人学会福楼拜的逻辑，它就能创造出无数篇福楼拜，如果机器人学会里尔克的逻辑，它就能创造出无数篇里尔克，而这样的福楼拜、里尔克是会永远存在的。”[32]

　　智能机器对人的写作主体地位发起的挑战使人们陷入集体焦虑：一方面，人们对智能机器是否是认识主体进行反思、质疑和否定，认为智能机器在文学写作中的主体地位是通过内部“算法”确立的，不是在认识和改造外部世界的文学活动中形成的，没有通过外部“劳动”展现主体的目的、精神、意志和情感；智能机器在预先设定的运算规则下机械地执行逻辑运算指令，因此智能机器无法替代人类在文学活动中的主体性，“不能形成主体真正的实践活动和社会属性”[33]。另一方面，人们对人工智能写作文本呈现出来的审美缺陷进行放大，认为人工智能写作文本只是词语的简单复制、拼贴、堆砌和分行，缺乏情感的厚度、细节的修饰、艺术的想象、精神的诉求、现实的映射、复杂的意识、生命的体验等，人工智能写作只是数字技术时代人与机器之间的关于文学的一场游戏，没有实际的存在价值和意义，人工智能文学是一种“自反性”[34]文学。

　　然而，这些观点和立论的逻辑起点是文学主体的绝对性和唯一性，把人的主体与机器主体放置在二元对立的位置上，忽略了二者相互融合的可行性。实际上，人工智能及其相关技术对于提高人的文学写作的逻辑思维能力和主体地位都具有重要意义。人工智能在文学信息处理上的速度和精准度、在文学数据存储上的容纳量和持久性、在文学文献收集和整理上的及时性和量化性、在文学经验总结上的准确性和针对性、在文学趋势预测上的有效性方面具有人不可比拟的先天优势，“一旦这些优势应用到艺术创作，便可能转化为切实的艺术语言，极大地丰富艺术的表现手段” [35]，快速提升人的文学生产能力。因此，如果我们放弃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和既定的文学观念，以开放、包容和多元的心态审视人工智能机器的主体性及其生产的人工智能文学，“打开语言、文体、文学的无限空间”[36]，也许我们就会为人工智能写作的发展保留一种可能性，而不是在文学危机的叫喊中犹豫、抵抗和后退。

三、人工智能写作与“再生性”文本

　　一般意义上，文学生产主体和文学生产工具分别属于使用和被使用范畴，但人工智能写作主体由 “人”到“机器”的转换使这种界限变得模糊不清，智能机器既是文学生产主体又是文学生产工具，同时具有“主体性”和“工具性”双重属性。更为关键的是，智能机器的主体性具有“拟人性”和“类智性”特质。这样，在写作过程中智能机器不仅是文学表述工具，还具体参与文学审美构建，在形象塑造、主题设定、语言修辞、精神诉求等方面呈现出拟人性的思维、意识和情感。这种同时具有主体性、工具性和拟人性的智能机器使文学写作方式呈现出较为明显的转变。在传统认知观念中，文学属于“美的范畴”，文学创作是关于美的“技艺” [37]，文学创作依靠的是作家对现实世界独特的观察力、感知力和想象力，以及对语言的掌控力、创作力和支配力，加之独到的叙述技巧和写作方法，因此作家的人生经历、教育背景、知识结构、价值观念等因素会对文学创作产生重要影响。但人工智能写作将文学创作由“美的艺术”转向了“计算技术”，文学创作的核心要素不再是作家，而是算法和数据。简而言之，人工智能写作遵循“建立文学数据库—机器进行数据整理、分析—机器自动生成文本”的基本创作模式和 “分类—表示—学习—归类”的基本写作方法 [38]。而这种模式和方法依靠的是超强的数据分析技术和计算能力，技术成为文学生产的强大推动力，并直接参与到文学写作过程中。

　　在传统文学写作中，文学生产对象和生产资料是现实客观世界，作家依靠自己对现实生活的独特感悟力和审美表述力创作作品，作家和作品之间的连接点和通道是现实世界。但人工智能写作的生产对象和生产资料并不是现实客观世界，而是先验存在的文学数据，一切古今中外文学中的人物、故事、情节、主题、文体、风格等审美要素被转换成共享的文学数据。智能机器在审美数据分析基础上重组了一个“仿真世界”和“拟态环境” [39]，主体与现实世界之间的体验—感悟—思考—升华的互动过程被智能机器与文学数据之间的复制、拼贴和重组过程取代，文学表述过程最终演化为文学数据的再生过程。例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深度学习（Deep Learning）研究团队开发的 “Shelley AI”以英国作家玛丽 ·雪莱的恐怖小说《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和从社交网站 Reddit上整理的恐怖故事为基础数据，通过对与恐怖小说相关的人物、情节、语言、情境、节奏等相关审美数据的学习和分析，“以一种随机种子或一小段文字的形式获得灵感” [40]，创作了同名恐怖小说《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和《镜子》。在小说《镜子》中， Shelley AI有一段关于恐怖情节和情境的描写：

I slowly moved my head away from the shower curtain, and saw the reflection of the face of a tall man who looked like he was looking in the mirror in my room. I still couldn’t see his face, but I could just see his reflection in the mirror. He moved toward me in the mirror, and he was taller than I had ever seen. His skin was pale, and he had a long beard.

　　从叙述技巧来看，这段恐怖情节和情境的描述不算高超，只能算作常规化操作，但令人称奇的是，一个没有任何生活经验和恐怖体验的智能机器从已有的恐怖小说数据中提取和生成了上述文字，“这些词就好像是从斯蒂芬·金（Stephen King）的小说中截取的一样”[41]。也就是说，Shelley AI的小说创作是已有的恐怖小说数据经过重新整理、分析和组合之后的再次生成。而Shelley AI学习和处理的数据，无论是外在的审美数据还是内在的情感数据，实际上只有唯一的对象：文学语言。从传统文学叙述经验而言，叙述语言是叙述内容的载体，是作家表述现实生活的审美工具，是作家—世界—作品之间的中介，语言在文学话语体系中存在的意义在于它的修辞性而不是它的本体性。但人工智能写作却将语言作为文学叙述的唯一对象和主体性内容，通过对以语言符号方式存在的文学数据的计算，重新构造一个新的“语言世界”：根据人的相关指令，数据库中的任何一个语句和词汇都能被重新解释和搭配；任何语言的生成规律和语法规则都可以重新确立；任何语言都可以成为“元语言”，并无限生成相关语句，具备表述一切现实事物和抽象概念的能力。例如，在已经完成的全宋词语料数据库基础上，根据“遗传算法诗歌生成”[42]原理，“薇薇”“编姬诗”“小诗机 ”“猎户星”等智能写诗机器通过对宋词字句的分析和重组，可以自动生成一首完整的词。这意味着现存所有文学文本一旦经过数据化处理就可以成为人工智能写作的语料库。更为重要的是，人工智能写作不仅仅是语言与语言之间的再生和重组，更是一种立体化表述。图像、声音、词语、身体都可以成为复制、模拟和仿真的对象，是“多种符号复合运作、协同建构生产文学意义的审美性文本形态” [43]和表述方式。同时，这种“再生性”文本具有无限增殖和扩容的特性。人工智能机器在人的预设指令下依据独特的文学数据计算模型在同一时间内可以自动生产大量文本，在此过程中不需要人的二次参与和干涉。同时，这些文学文本又可以作为新的文学数据被智能机器分析计算，再次产生新的文本。这一过程可以无限循环反复，以此实现文本的无限增殖。这种“再生性”文本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文学秉持的叙述完整性和封闭性观念，任何叙事节点和叙事要素都可以成为新的文本临摹的样本。人工智能文本也成为能够再次生产文本的“元文本”。“任何作品的本文都像许多行文的镶嵌品那样构成的，任何本文都是其他本文的吸收和转化。”[44]这种由文学数据组建的“信息世界”和“拟态生活”正在成为众多文学生产者进行文学生产的资料，而不仅仅是智能机器的独有和专享。

　　人工智能对文学的介入在引发文学新变的同时，也引起了巨大争议。人工智能写作是“异形文学”“假美猴王”“非人的文学”“产业化文学”“商业文学” [45]的否定性批判成为普遍性认知。但也正是这种认知态势为我们反思人工智能写作的价值和局限提供了恰切时机。我们对人工智能写作的关注不仅仅要审视智能机器在写作过程中充当的角色及其功能，更要关注智能机器本身给这个时代带来的变动、机遇和挑战，以及面对这种时代情境，人的存在的另一种可能。(文/杨丹丹)